《书屋》2000年第7期刊登的余凤高《遗传：优生和种族灭绝》一文，将高尔顿美化成了一代科学伟人，但事实上，二十三年代流行于欧美的臭名昭著的“优生学”理论与他却大有干系。
大约在四年前，国际遗传学大会计划在北京召开，有一批西方遗传学家指责中国至今还在推行“优生学”，呼吁加以抵制。国内的读者看了这条消息，也许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优生学，不就是要预防遗传疾病、注意孕期保健、生育健康的下一代吗，怎么遗传学家们反而要反对呢？西方医学界不也提倡这些措施吗？中国的遗传学界、医学界一直还把优生学当成一门科学讲授，但是对西方遗传学家来说，当他们见到“优生学”一词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国际遗传学上一段惨痛的历史：在二、三十年代，以优生学的理论为依据，西方国家普遍对“不健全的社会阶级”强行实施绝育手术（不久前美国一家电视台播放过当时被美国政府以“长大后无能力抚养孩子”之类的理由，从小就被施以绝育手术的幸存者的访谈，催人泪下），最终又演变成了纳粹德国为防止“劣等种族”污染“亚利安人”（一个想象中的子虚乌有的“高等民族”）的血统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优生学指的是借口提高全民身心素质，鼓励“上等人”大量繁殖，减少乃至禁止“下等人”繁殖的伪科学。中国学术界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已在国际学术界被唾弃的术语，也难怪会造成误会。为避免混淆，我把西方历史上的优生学称为伪优生学，因为它也许有“优生”的目的，却没有科学依据，效果适得其反，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推销种族主义、等级主义的典型的伪科学。
伪优生学的创始人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·高尔顿（Francis Galton，1822－1911）。此人对科学有一定的贡献，例如首先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统计方法（但是其方法是错误的），将指纹鉴定引入犯罪学等。但是，这些贡献，是无法弥补他创建的伪优生学所造成的罪恶后果的。《书屋》2000年第7期刊登的余凤高《遗传：优生和种族灭绝》一文，却将高尔顿美化成了一代科学伟人，赞扬说“以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遗传……高尔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”、“高尔顿从理想主义出发，他的动机是积极的”、“高尔顿的优生学是以遗传学、医学、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，……他的这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科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”等等。余文虽然也介绍了伪优生学运动导致的恶果，但将原因归咎于“由于优生学比较专注于基因的作用，而低估了环境的影响，以致他的创始人的‘积极优生’的原始主旨很快被‘消极优生’所取代，甚至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。”得出结论说：“任何科学的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科学，如优生学的理想，只有为人道主义所掌握，才有可能产生和促进民族的幸福，如果被反人道的人利用，带给人类的就只有罪恶。”高尔顿是不是具有科学的理想主义？伪优生学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科学？我们就来看看实情如何。
高尔顿的伪优生学，是建立在“逻辑推理”和“统计”基础之上的。其“逻辑推理”在余文中被当成“确立了”的两个“原理”：子女退化律和祖先遗传律，也即：优秀的父母对后代的遗传，在比例上趋于向平庸的方面退化，因为对子女的遗传，除了双亲，还来自于各代祖先的因子。通俗地说，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预，人类的遗传就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这两个“原理”，是建立在当时流行的“融合遗传”的错误概念基础上的，它把人类的遗传，当成就象是从男、女双方各取半杯水混和成一杯水，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混和下去，原先“优良”的水当然也就一代又一代地被被稀释掉了。但是，孟德尔早已证明，生物的遗传并不是融合的，而是服从分离规律和独立分配规律，在传代过程中，不同的基因仍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，互不感染地各自分配在不同的配子中，完整地传给下一代，而不会被稀释掉。一个基因在群体中的频率，由自然选择和随机的漂移决定。在孟德尔遗传规律被重新发现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，看到还有人不加批评地详细介绍高尔顿的错误“原理”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。
至于高尔顿的“统计”，在今天只能当做笑话看待。比如，他统计了从1660年到1865年间286位著名的英国法官，发现九分之一有父子或兄弟关系。于是他得出结论说，当法官的能力是遗传的，这些法官天生就继承了当法官必备的品质。显然，高尔顿犯了统计上的两大错误，一是取样不随机，二是完全无视其他因素的影响（例如家庭环境对职业取向的影响、裙带关系对升迁的影响等等）。他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了科学家、诗人、政治家、将军甚至划船手等等全都是遗传的。余文显然也很赞赏高尔顿的统计，认为他“把反对者的口封住了”。余文开篇就向我们证明遗传决定论的正确性，声称对孪生子的研究说明：
“智力的高低主要受遗传的影响，尤其像语言能力、数学能力等智力行为，特别依赖遗传素质，其影响的程度，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，甚至更多，环境所起的作用比较小。遗传对个性也有影响，内倾型或是外倾型的个性，是受遗传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。”
在遗传学界，很少有人否认遗传对智力有影响，但是也很少有人敢下“智力的高低主要受遗传的影响”这样的结论。在我看过的资料中，只有1994年出版的《钟形曲线：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等级结构》（Bell Curve：Intelligence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）一书声称人的智力至少60％，可能接近80％受遗传的影响。余文或许根据的就是这本著作，但是那是一本种族主义倾向非常明显、在学术界饱受批评的著作。三十多项包括了一万多对孪生子的研究表明，智力的遗传率（以完全由遗传决定为1，完全不由遗传决定为0）大约为0．5①。最近的一项研究则表明，在考虑了孕期母体环境因素后，智力的遗传率只有大约0．34②。至于对各项个性的遗传率测量结果，一般在0．2到0．5之间③。可见，环境的影响和随机的因素是更为重要的。即使是受遗传影响的那部分，也只是统计结果，究竟有多少、什么样的基因参与其中，机制如何，我们至今也一无所知，无法人为地选择“优良基因”。
既然高尔顿的研究根本就不成立，其动机又是如何呢？是不是如余文所说的“从理想主义出发，他的动机是积极的”，只是其研究被后来的种族主义者利用了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高尔顿本人就是一位种族主义者，在他看来，北欧人无疑是最高等的人种，而黑人有着最低等的人种，最低等的种族的智力甚至连狗也不如。高尔顿同时又是一位等级主义者，认为下等人之所以是下等人，是因为他们天生在智力、体力和道德方面就下等。他所担心的，是欧洲人所具有的那些“高贵品质”，包括发达的智力、强健的体力、高尚的道德、深刻的洞察力等等，正在很快被高出生率的贫苦欧洲人和非白种人所稀释、败坏。为了将人类从灾难的边缘拯救下来，高尔顿提出了两套方案（这两套方案被其追随者称为“积极优生”和“消极优生”），一方面，“上等人”只能跟“上等人”结婚，并且要尽可能多地生孩子，他写道：“如果那些最适宜占居大地的种族被鼓励早婚，在几代之后，他们将会取代了其他种族。”另一方面，高尔顿呼吁政府插手，劝阻或防止“下等人”生殖。他相信，其结果将会是非常成功的：
“在家养动物以及进化历史上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怀疑，（通过优生学）将会形成一个心智健全的种族，他们在心智和道德上比现代欧洲人高等的程度，与现代欧洲人比黑人中最低等的种族的高等程度相当。”（《遗传的天赋》（Hereditary Genius））
如果说高尔顿和以后的伪优生学倡导者有什么差别的话，也仅仅是他并不提倡使用暴力推行优生，而是希望让伪优生学变成一种世俗宗教，让“下等人”出于宗教的狂热，为了人类的未来而自觉牺牲自己的生殖权利④。
伪优生学并不是如余文所言的，是理想主义的科学被反人道的人利用，而是反人道的人所一手炮制、倡导的伪科学，试图打着科学的旗号达到政治目的。这一段罪恶的历史至少应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教训：如果将改良人种当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捷径，不仅是徒劳的，而且会有悲惨的结局。
注释：
①Plomin，R．Therole of inheritance in behavior。Science248（1990）：183－188。
②Devlin，B．，M．Daniels，and K．Roeder。The heritability of IQ。Nature388（1997）：468－471。
③Plomin，R．etal。Behavioral Genetics（New York：W．H．Freeman，1997）。
④Maranto，Gina。Quest for Perfection：The Drive to Breed Better Human Beings（Scribner，199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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